■ 陈昌荣
“二十五，打豆腐。”这习俗不知传了多少代，黄豆里藏的不仅是浆水，更是一整年沉淀下来的祈愿。
母亲已过世多年，可每到这个时节，我总会梦回那间热气蒸腾的厨房。
记忆里，母亲总是腊月廿四夜里就泡好黄豆。她说，豆子要喝饱水，才肯把一生的香甜都吐出来。次日清晨，鸡叫三遍，她轻轻拍醒我：“喜成，起来打豆腐去。”我总是一骨碌爬起来，抢先拿一个青花大瓷碗，郑重地在碗底铺一层白糖，那是为了迎接第一瓢豆腐脑，一年只此一次的犒赏。
打豆腐的头一道活计是磨豆子。母亲搬来小凳，坐在厨房角落的石磨旁，左手扶桶，右手执勺，一勺黄豆一勺水，徐徐喂进磨眼。父亲便握住磨柄，缓缓推转。石磨“嗡嗡”地响，乳白的浆液从磨缝里汩汩渗出，沿着石槽流进木桶。
我那时尚小，只够资格“添磨”，就是将豆子小心倒进磨眼，或是在母亲示意下添一瓢水。水多了，浆太稀；水少了，磨声便干涩发沉。母亲说：“添磨如做人，要匀，要稳。”
我最爱看的是“摇包袱”。房梁下悬着一个十字木架，四角绷着土纱布，像一顶小小的素色轿子。母亲将一桶生豆浆倒进去，双手握住木架两端，腰身便悠悠地晃开了。左三下，右三下，木架吱呀吱呀地吟唱，乳白的豆浆便淅淅沥沥漏进底下的大锅。我常被唤去，用小木桶舀起漏下的浆，重新浇回纱布上。母亲说，这叫“回浆”，为的是不浪费一滴豆子的精华。
灶膛里的松柴噼啪作响，火苗一跳一跳，把母亲摇浆的身影投在土墙上，忽长忽短。我蹲在灶口，看着锅里的浆渐渐涨高，满屋白蒙蒙的热气升腾起来，豆香浓得化不开，连昏黄的煤油灯光都显得氤氲而温柔。
点卤是顶要紧的环节。石膏水早已在瓦缸里调匀静置，母亲舀起一瓢滚烫的豆浆，站直身子，手臂高高扬起，让那道雪白的泉从半空划出饱满的弧线，稳稳冲入缸心。另一只手握着长竹筷，顺着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搅动。一瓢，又一瓢，直到最后一瓢冲入，她便立刻盖上厚重的木盖。
四周忽然静了，我们都屏着呼吸，仿佛在等待一个庄严的秘密被揭晓。过了几分钟，母亲轻轻说：“成了。”
她掀开木盖，将一根竹筷插入凝脂般的豆腐脑中，试了试老嫩，眼角便漾开细密的笑纹。第一瓢总是给我的，冲进那个放了白糖的青花碗里。我双手捧住，暖意直透掌心。那豆腐脑白如初雪，甜意从碗底一丝丝渗上来，一口下去，仿佛把整个腊月的暖与盼都含在了嘴里。
压豆腐是最后一步。豆腐脑被小心舀进垫着湿纱布的木匣，纱布四角拉直、覆好，盖上木板，再压上几块干净的青砖。清澈的浆水便被慢慢挤出来，落在下面的木盆里。等上几个小时，揭开纱布，一方方白玉似的豆腐便做好了。
母亲不仅擅长做豆腐，更爱做“懒豆腐”给我们吃。懒豆腐，又名菜豆腐，是鄂西山里特有的风味。黄豆泡胀，磨成浆，却不滤渣，直接倒入锅中煮沸，再将洗净切碎的时令青菜——多是萝卜叶或白菜秧一一撒进去，略煮即成。做好的懒豆腐看上去白中透绿，清清爽爽，吃到嘴里滋味绵长。
在家乡，懒豆腐是待客的必备菜肴。家里来了人，母亲便做一锅懒豆腐，炒一盘金黄的土鸡蛋，若再来一盘豆豉炒腊肉，便是极丰盛的一餐了。而这一桌的“角儿”，永远是那盆热气腾腾的懒豆腐。少了它，纵有鱼肉，也觉得席面空落落的。
后来我到县城工作，每次回去，母亲总不忘给我做一碗懒豆腐。看我吃得额头冒汗，她才心满意足地坐下。有一回我问她：“妈，这‘懒豆腐’的‘懒’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母亲擦了擦手，笑着说：“整日里忙完外头忙屋里，哪有那么多时间做饭？这懒豆腐不用滤渣，不用点卤，更不用压型，一锅煮出来就能吃好几顿，又饱肚又养人。”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懒”里，藏着的是被生活磨出来的、化繁为简的智慧。那时我还不全懂，如今回想，那何尝不是她一生的注脚——在粗粝繁忙的日子里，守着分寸，掌握火候，将最寻常的食材，做成最绵长安稳的滋味。
如今，故乡的老屋里，石磨早已静默。它老了，磨不动了。可总有些东西，是机器和时光都磨不掉的。就像那碗懒豆腐的滋味，混着豆的醇厚与菜的清香，滚烫地沉在血脉深处，平时想不起，偶而尝到了，便知道那是家乡的味道。
每到年关，我依然会循着记忆里的豆香，回到老家请大嫂为我煮一小锅懒豆腐。守着灶火，看它在锅中微微翻滚，然后静静坐下，吃一碗，再吃一碗。仿佛这样，就能又一次穿过时光，坐在那张旧木桌旁，对面，是母亲盈盈的笑脸和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