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政务 党建 视频 图片 社区 评论 旅游 电商
客户端 微博 微信 抖音 数字报

上津五千年

时间:2022-08-04 09:43    来源:十堰晚报  字体:  打印  播报

上津古镇。徐军/摄

■潘世东 尚政国 陈新闻

上津,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镇,“天子渡口”通南达北,“古塞上津”承东启西,“秦楚咽喉”“天下喉襟”区位独特,先后几次建国,多位皇帝垂青,是荆楚文化、陕南文化、汉水文化名片之一。

可是,若要问起上津到底有多少年历史,建了哪几次国,历代专家雾里看花,当地群众也很难回答,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缺乏文献。自明末战乱《上津县志》遗失后,一直到公元2000年,有关上津先秦建制的文献不足200字。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借助大数据指引,加上诸多学术机构、专家的悉心指导、无私关照,笔者从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及科研院所获得了200万册原版、高清古籍扫描版,找到了解密上津古代史的钥匙。

2021年8月以来,又与郧西周边、汉江沿县及多家档案馆、图书馆联系,获取了大量有关古商王族在上津的原版文献。多种古今文献、多位专家研究确认,古商始祖契于公元前2247年被封上津,名为“商国”,迄今已有4270年了。

帝舜时期,契是协助大禹治水的重要功臣之一,负责管理全国的土地、教育、文化等事宜,身兼数职,所封之地相对来说必须开化程度较高,才符合契的名望、功绩、地位。契封国上津以前,上津地区人丁兴旺,而氏族社会要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最少需千余年时间教化。所以,契封商国于上津的时间是公元前2247年,但上津至今的历史足有五千多年了。

五百多年接力追寻探索

上津古史难觅,难倒了明朝郧阳府几任编纂官,也难倒了明初以来郧西县一代又一代史志工作者,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多年。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十一月,郧阳府成立。按当时建府设县就要编纂志书的习惯,当年年底就着手编纂《郧阳府志》,计划三年成书,五年刊印。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代主修官、主纂官乃至后来好几代编修者们都未能如愿。当时,郧阳府下辖郧县、上津、竹山、房县、竹溪、郧西、白河7县,唯有郧西、上津缺乏史料,苦苦搜寻,收获甚微。郧阳府、郧西县、上津县的纂官们搜寻了整整102年,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时,上津、郧西才拟出初稿。至此,《郧阳府志》才定稿刊印。即使这样,关于上津、郧西先秦建置沿革的介绍不到100字。

不仅仅是明代,也不仅仅是郧阳府,1659年上津县并入郧西县后,直至2000年,郧西总共编纂了《康熙郧西县志》《乾隆郧西县志》《嘉庆郧西县志》《同治郧西县志》《民国郧西县志》五套县志,每一套县志的序中都慨叹古代文献搜集之难。1773年,县令张道南在《乾隆郧西县志》的序中写道:“上津旧志经张献忠荡毁,无有存者。郧西并未有志。”1995年《郧西县志》主编王兴华回忆:“将近十余年间,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提供临时服务100余人次,委派相关人员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达1100余人次。”结果,很难找到先秦文献。县志出版时,先秦文献照旧稀缺。

上津和郧西为何缺乏古代文献?主要有以下五点原因:

一是从先秦至新中国成立,上津、郧西一直是边区、边塞、边关。纵观古今陕南、鄂西建置沿革的图文,上津总是处在国与国、州与州、省与省之间的分界线上。边塞的历史容易破碎,边关的文化难入志书,边区的文明难以传承。

二是建置上屡次裁撤,文献难存。上津曾建古商国、古鄀国,从三国至今共23次建县、7次设郡、4次置州,先后属山西古晋国及陕西省、湖北省、河南省管辖,建置频繁,文献难存。

三是数次人口几近断代,史事难记。春秋战国群雄逐鹿、三国两晋人口锐减、宋元时期金兵南下,上津多次遭受灭顶之灾。明、清兵匪肆虐、灾害频繁,五百多年间,上津、郧西接连三次人口几乎断代。明永乐十年(1412年),上津全县人口257户1148人。

四是《上津县志》遗失。明崇祯二年(1629年),毛芬任上津知县后曾编《上津县志》。《中华大典·古籍目录分典》记载,崇祯晚期内阁收录《上津县志》一册。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后来遗失了。

五是“越境不书”,文献碎片化。古代编志,本县只能记述县内史事,外县不记述。“旧属本邑而今不在本邑”的,也不记载。比如明初以前,郧西县城关、河夹、三官、安家属郧县边区,本来记述就很少,1476年划属郧西县后,郧县的志书中就很少有这方面内容了。

但上津真的没有古代史么?当然不是。本地记述少,不等于外地就没有记录。顺着这一思路,近20年来,从《文渊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敦煌文库》等皇皇巨著中找到上津的大量文献,从国家图书馆、安康图书馆、商洛图书馆等外省、外县科研院所、馆藏机构中找到了大量有关上津、郧西的相关资料,保守估计最少1000万字。上津道、古鄀国、100多位上津令等闻所未闻的上津古史被再一次发现,重见天日。在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距今时间最久的当属夏朝之前的古商国。

2010年,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查到有关上津、郧西文献645处,其中就有古商国、古鄀国等闻所未闻的内容。原来,1987年出版的《湖北省建制沿革》第114页对上津古商国进行了大篇幅介绍,最后结论是“商,契所封地,是湖北郧西上津,为古商国地”。契,协助大禹治水的功臣,距今4200多年。

“契”从神到正史人物

2011年《十堰日报》刊发《郧西上津,商王族的重要起源地》后,《十堰年鉴》《千年上津》、知网等多处转录。但是,因宣传、传播的原因,加上长期的固有思维,部分群众认为古商王族的始祖“契”(xiè)这个字不好认、不好念。还有部分群众认为,“契”协助大禹治水,“大禹”是神话传说人物,不是正史。

自2021年8月起,《上津五千年》课题组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原则,从专业上着手解决三个问题:

问题一:契到底是哪一年在上津封商国?

问题二:古商国到底是在鄂陕交界古商洛,还是河南商丘?

问题三:古商国始封地为何是上津?

为把这三个课题研究好、论证好,每一份引用材料都要有准确出处,研究成果要经得起专家检验、时间考验。

为此,自去年10月以来,在郧西县政协的大力推进下,课题组与郧西周边县市、河南商丘及国内多家图书馆联系,搜集了大量有关古上津的历史资料,截至目前,已有310本书3000多页。其中,涉及古商国始封上津的书籍有50多本500多页。经过半年的整理、研究,较完美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尧、舜、禹是中国上古部落三位联盟首领。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尧的异母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根据《史记·殷本纪》和甲骨卜辞材料记载,虞舜二十年,虞舜指派大禹去治水,派契、后稷帮助禹治水。十三年后,治好了水,虞舜任命契为司徒,掌管教育,封于商邑。(《中国历史大辞典》)

过去,特别是1990年以前,大家都认为,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神话传说。为此,西方国家不承认夏朝,认为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多年。1995年秋,原国家科委计划上马“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正式启动,属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史学界联合各相关门类,通过放射性碳素测定、二里头文化界定、AMS测年技术的应用等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综合研究,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制作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把中国历史精确到大禹治水时期。从此,大禹由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正式成为正史人物。

大禹治水起始时间是哪一年呢?虞舜二十年,对应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是公元前2260年。关于“前2260年”的这个结论,2012年《大禹文化学概论》、2013年《群学治要》、2014年黄山书社《史记全本》等书籍都有相同表述,这已是学术界的普遍认知和常识。

契封商国是哪一年呢?契协助禹治水,“十三年后,乃成”,封于商。(《史记·殷本纪》)“十三年后”,就是“公元前2260年”的十三年后,即公元前2247年,距今已4270年了,这就是古商国建国的准确时间。

大致位于鄂陕交界

《史记·殷本纪》记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说,从商王始祖契(公元前2247年左右)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公元前1600年)约六百五十年间,古商国的都城迁了八次,汤建立商朝后,把都城迁到“亳”这个地方。“亳”,即今天的河南商丘。那么,契的始封地古商国位置在哪儿?

北宋时期刊行的权威史书《三家注史记》注解为: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集解】: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

文中“上洛”,即今天鄂陕交界的陕西省商洛市和湖北省郧西县上津镇。

从战国初期至清朝末年二千四百多年间,《春秋左传注疏》《尚书注疏》《尚书纂传》等近百册正史、地理类书籍都是这样记述、注解。

不仅如此,古代文学作品中,一提起契封古商国就是商洛,这几乎是常识。《诗经通义》中引用皇甫谧的结论:“契始封于商。皇甫谧云:今上洛商县是也。”南宋的王十朋、赵次公在注解《苏东坡全集·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时,习以为常地引用了《舆地广记》的记述:“商州,商契始封于此。”

但是,自清初以来,有部分学者认为契的始封国在亳,即河南的商丘。民国初年,王国维发表了《说商》《说亳》《说殷》等多篇文章,认为契所封“商国”在商丘,主要依据是《左传》中与“商丘”有关的三句话:“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商丘在宋地。”“《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

王国维文章一出,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应。许多学者撰文驳斥。其中,1933年梁园东《商人自契至汤八迁重考与商民族兴于东土驳议》有理有据,最为充分。梁园东认为,按汉朝以前的解释,“阏伯居之”“相土因之”之商丘,既非古宋国或今河南商丘市,而宋与商与商丘三句,决不能为一地。宋地在微子未封前名宋,不名商丘,这已清楚地记载于《史记·宋世家》。梁园东结论,“总之,春秋之宋都即今河南商丘市,在古代既不名商,亦不名商丘……而上洛之商,古有商名,从楚之商公、秦之商君皆可证明。”

学术争论,有时越辩越明,有时不辩自明。关于契封商洛的学术研讨,补充几点背景故事,读者一看就会明白,契封商洛是明白无误的。

一是要分清“古商”和“殷商”。契封商洛,是古商文化,亮点是起点;汤居商丘,是殷商文化,亮点是商文化的高峰。

二是“肯定语气”和“可能”“大概”。查古代志书,凡是介绍、记述契封商洛的,都是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语式表述。而试论契封商丘的,大都是“可能”“大概”的语式。

三是自“商丘说”一露头,古代的学者就打了预防针。康熙是大学问家,编纂《康熙字典》时专门在“商”字的注释中明确加了一句话:“又《书·序》王肃注亦云:‘契之封商,见於《书》《传》《史记》《中侯》,其文甚明,经典之言商者,皆单谓之商,未有称商丘者。”专门强调,从来没听说过河南商丘是古商。《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襄五年》《礼经》《春秋正义》等典籍都有相同表述。

四是最新研究成果。2018年出版的《商文化之源》一书对古商王族以商丘为都的时间上限作了界定。第70页:“史料证明,商朝都亳(商丘)达二百余年。”第72页:“现代学者研究的成果表明,商汤于公元前1600年建立商朝,即天子位,都亳。到商孝成王仲丁公元前1418年即位之年迁都于嚣,商朝前期都亳达二百一十八年。”商汤以亳为都的时间是公元前1600~公元前1418年,而契封商洛的时间是公元前2247年,中间相隔六七百年,与古代志书记录契合。

精确定位湖北上津

契封商国的时间为公元前2247年,大致位置位于陕西省商洛与上津交界处,详细的管辖区域和都城在哪儿呢?

至于古商国的管辖范围,1987年《湖北省建制沿革》第166页:“(明)《湖广总志·国纪》:商国注曰:上津县。按:北自商南商洛,南至湖北上津,为古商国境地。”范围就是明初的商州和上津县。明代的商州,相当于今天的商洛市。明初的上津县相当于今黄云、香口、马安、羊尾以西的郧西地域。

至于古商国的都城,1987年《湖北省建制沿革》第114页综合历代专家、鄂陕两省的志书后确定为郧西县上津镇:“商国,明万历《湖广总志·国纪》:契佐禹治水有功,舜使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注曰:今上津县。契子昭明传十四世而生成汤。按:湖北郧西县西北与陕西接壤处有夹河(亦称甲河、金井河),今为金钱河。河之东岸有上津堡,今为上津镇。地在陕西商县(今商州区)正南,商山在其北,商南县在其东北。此一地带,盖即舜所封契商国之地。《史记·殷本纪》所载自契至汤十四传、世系明白。张守节引《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契所封地。《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商,秦相卫鞅邑。上雒(今为雒南县)有雒(今作洛)水出冢岭山,又有甲水出秦岭山,东南至锡(原字为鍚,师古音阳,今简化为钖)入沔。《郡国志》二县改属京兆。注引《帝王世纪》:商,契所封地是湖北郧西上津,为古商国地。”

为什么古商国的都城是上津,而不是商洛、山阳?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夏朝初年直至西汉初年整整两千年时间中,上津一直是“上津—商洛”区域的发达地区。上津的发展程度比周边高,功臣契才会封国上津。

商洛古称上洛,春秋时为晋邑。邑,相当于今天的乡镇。《周礼·地官·里宰》:“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上洛直到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才置县。

而这一时段上津则繁华得多。西周初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上津就是“甲河关→甲水(金钱河)→上津→秦岭→镐京”这条水陆交替交通要道的转运站,并且这条古道一直运行到清朝末年,“甲水甲谷甲天下,天子渡口三千年”。上津春秋时有古鄀国,西汉初年(公元前200年左右)叔孙通封上津令。

二是地形地貌环境。今天鸟瞰上津及商洛全市的地形,群山绵绵,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四千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更是原始森林,人烟稀少。

而上津的情况则好得多。金钱河流至今上津镇地段,冲积成一段平原,适合先民居住。公元386年的北上洛郡、464年的北上洛县、538年的北上洛郡、545年的南洛州等4个历史阶段,管辖范围就是今天的上津、商州范围,治所却在上津镇。

三是独特的地理区位。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专门阐明地理形态在军事上战略价值的专业书籍,对十五省的军事要塞研究对比后这样描述上津:“而上津者,密迩武关,蔽翼汉中,亦东西之喉嗌也。”

正是因为上述三个主要原因,四千多年来上津共23次建县、7次设郡,4次置州。也正是这个原因,契才会封在上津。当时的契管土地知道上津地理,管水利知道上津古水道,管教化知道上津发展程度高,所以封国上津。

既然古商国名字这么响亮,那为何后来对“商”这个地名弃而不用呢?还是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在公元前2247年契在上津封商国之后,又迁了七次,商汤时才迁到河南商丘。商汤灭夏建国,国号就是商。上津更不能叫商国了。

二是秦汉以后,皇帝对上津期望值太高,屡次改名。三国时期,曹丕在上津设平阳县,“平定汉水之阳”的意思。平阳隶属魏兴郡,曹丕寓为“曹魏兴盛”。(《神农本草经·精注易读本》)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上津改平阳县为“晋兴县”,旋又改为“兴晋县”。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在上津东部设开元县,旋又改为开化县。连续几次反复为上津取吉祥地名,短时间内又改来改去,根子还是中央朝廷对上津寄予厚望。吉祥地名使用多了,时间跨度长了,古商国地名就淡忘了。

三是秦汉以后,商洛地区及所辖区域一直在用。商洛、商州、商山等,用的时间长了,“商”成了商洛市的地名标识。

地名之争,有政治因素,有民俗需要,更有历史时代背景。中国地名之争,自清代以后开始兴起,直到民国时期动静不大。上世纪九十年代旅游产业兴起后,许多地方看到古地名的影响力、号召力、品牌力量及附加值而争论不休。研究契封上津古商国这个课题,不是争名,而是正名。这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实事求是回顾过去、理性促进文旅融合、脚踏实地振兴乡村的需要。

( 责任编辑:曹婧    新闻报料:8110110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