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六堰人民广场，一群“老漂族”带着孙儿，在广场上遛弯、晒太阳。
编者按
老年人通常被认为是流动性较低的群体，然而在城市化、老龄化进程显著加快的今天，中国有一类日益庞大的城市老年流动人口值得关注：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他们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漂”至陌生的城市，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两地分居等问题。随子女流动，身体和心灵处于“双重漂泊”的随迁老人构成当今老龄化中国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图景，被称为“老漂族”。对此，记者通过实地采访、深度访谈等形式了解该群体的生活状态，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个群体，倾听他们的声音。
秦楚网讯（十堰晚报）文、图/记者 杨天娇
我们身边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都处于老漂状态，他们在退休后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开家乡，来到子女工作地。每天他们接送孙辈们上下学，准备家里的一日三餐，似乎总在忙。他们离开家乡的最大困扰，就是与原来的生活脱离，感觉自己像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还有相当多夫妻不是结伴同行，而是分居两地，会让他们倍感牵挂。大多数“老漂族”表示，很想家，希望能够早一点卸下担子。可是，现实让这个担子不是说丢就能丢的。有的老人甚至下了狠心要撒手不管，但事到临头，还是回头帮儿女们带孩子。
但他们内心究竟渴望什么，担心什么？害怕什么？他们和子女孙辈之间、和新邻居之间又在发生着什么？近日，记者采访了我市的几位“老漂族”，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夫妻分居两地一年只见一次
家住在张湾区东风总医院附近小区的唐阿姨和老伴这几年奔波在武汉和郴州之间，帮着儿女们带孩子。“我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不好，为了带这两个孩子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不想再让儿女吃带孩子的苦。”唐阿姨话语间都是对儿女的疼爱。她有一儿一女，女儿武汉当老师，小儿子在湖南省郴州市当牙科医生，两个儿女都已结婚生子。
最让唐阿姨难办的是，孩子们不约而同在2017年生下孩子，先是儿子生下了孙子，后来又是女儿生下了小外孙女。“以前总幻想着有了孙子后的三代同堂，享受天伦之乐，现在是给自己找了个麻烦事儿。”唐阿姨说，没办法，她和老伴儿只好兵分两路，她去了武汉照看外孙女，老伴儿则去了郴州照看孙子。
“女儿是高中老师，每天一早6点多就出门了，晚上下了晚自习也已经十点了，女婿是警察，两个人天天话都说不上几句，更别提安心在家带孩子。”唐阿姨说，以前没孩子时总是催着他们要，现在有了孩子，真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才知道他们的难处。
远在湖南的老伴也好不了多少，唐阿姨说，原本儿媳是打算让自己的妈妈去照顾，但亲家之前摔了一跤，现在即使恢复好了也因为年纪大总有些担心，儿子才提出了让老两口去照顾，可自己压根走不开，只好让老伴一个人去。
从2017年开始，唐阿姨与老伴儿每年只有放长假的时候才能见上一面，回来还是为了收拾屋子顺便给自己拿换季的衣服。自从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两人怕回十堰后又过不去耽误儿女的工作，干脆连过年也不回家，有事只通过微信视频聊天，也再没有在家里过一个安生年，只有挑着孩子们公休或寒暑假时才能见上一面。
身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退休后为了照顾孙辈而客居他乡。
语言和出行成了最大的难题
老家在湖北洪湖的李阿姨，自从儿媳备孕后，就开始放下家中的一切，和老伴一起赶到十堰，照顾儿子和儿媳的生活。
自从来到了十堰，李阿姨和老伴的生活彻底变了样。“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平时老伴白天在家种花打牌，我就在家里料理生活，晚上了我去跳广场舞，他就在家看看电视。”李阿姨回忆起当初在洪湖的日子满脸笑容。
李阿姨的老家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门前还有一个小院子，老伴在院子里种上了一些花花草草，他每天除了种花种草，还跟周围的邻居坐在院子里打牌。而李阿姨忙完了家务就去跳广场舞，每晚7点到9点，拥有全套“装备”的李阿姨甚至成为了周围阿姨们的领舞。
可来到十堰快一年的时间，李阿姨和老伴除了家附近的超市和偶尔能跟着儿子一起外出遛弯外，别的哪里也没去过。“刚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跟坐牢没什么区别，每天都不出门，因为就算出了门也不认识路，听不懂别人说话，也不知道该坐哪一趟公交车，后来还是孩子们带着我们去了趟超市才知道的。”李阿姨说，尽管如此，老两口每天也只是去一趟超市，来回最多一小时，就算是一天出了趟门。
而在老家，一出门就能遇到相处多年的邻居，一张口就是亲切的家乡话，一聊起来就说个没完，现在和邻居们交流时，对方只要语速过快又夹杂着一些本地方言时，很难听懂。同样，李阿姨的洪湖话，邻居们也听不大懂。这样下来，李阿姨的生活，仿佛全被关进了防盗门里。在她看来，住在孩子家跟“坐牢”没什么区别，可为了减轻孩子们的压力，她也只能默默忍受一切。
智能生活让老人难以适应
对于杨叔叔而言，最难的不光是融入不进城市的生活，智能生活更是让老两口难以适应。“以前在老家，家里的一切都是老设备，现在在女儿家，所有都升了级，我和老伴啥也不会。”老家在房县的杨叔叔苦不堪言。
2018年，在老家难以独自生活的杨叔叔追着老伴来到十堰照顾孙辈，在十堰的3年里，杨叔叔总说：“这里啥都要重新学，好多操作真是太难了。”杨叔叔以前最爱在家看电视，在女儿家，家里装上了智能电视，不再是以往的电视频道，遥控器握在手里却不知道该点哪里。“孩子说这还能语音控制，可我不会说普通话；又说这种是联网的，想看啥都有，可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有时候想问问他们，可两个人每天都忙着工作，干脆我也不看了。”
除此之外，智能手机不会操作，微信支付记不住步骤，智能电器不会使用，这些数字化生活中的困难也造成了杨叔叔的不适应。“我们根本不会用，又害怕用坏了，出去更是到处都要扫码，想想都觉得麻烦。”久而久之，杨叔叔出门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其实，唐阿姨、李阿姨、杨叔叔只是当今庞大“老漂族”的一个缩影。对于“老漂族”这个群体，他们的基本保障问题值得关注。同时，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也不应被排除在外。衡量一座城市的开放程度、包容性，不仅仅是看对年轻人的接纳程度，也要看这部分异地的老年人融入的程度。他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也应当有机会、有资源、有去处，参与到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在他乡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