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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古道系列|遭遇战乱时两次受唐朝重用 后为宋金交锋主战场 上津道:曾关乎唐朝国运

时间:2021-08-26 10:01    来源:十堰晚报  字体:  打印  播报

上津古镇。

上津道是从唐代首都长安向东南,经郧西县上津镇,改由水路顺汉江及其支流金钱河(古代称甲河、夹河或吉水)联系江南和岭南地区的一条驿道。古书中,关于这条古道的文献极少。近日,记者梳理历史学家严耕望、李之勤等人的研究成果,对上津道的开凿时间、原因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

秦楚网讯(十堰晚报)记者 韩玉砚

上世纪60年代渐为人知

在唐代,除了上津以外,江淮物资运往长安还有两条主要道路,就是沿渭河(或与之平行的漕渠)、黄河、汴河和江北、江南运河水陆并行的大驿道,和由蓝田武关道至商州、襄阳,并顺汉江而下的水陆联运的次驿道。

这两条驿道历史悠久,沿途地形较为平坦,又有较多河道可以利用,不论是运距和通行条件都有着很大的优势。今天310国道和312国道进入陕西省的走向,分别与这两条驿道的路线一致。

相比这两条道路,取上津道经丰阳县(今陕西省山阳县)前往商州,中途要攀越鹘岭(主峰大竹山海拨2000米以上)和刘岭(最高峰1900多米)两座大山。不论是官吏、使者通过,还是运输大宗物资,都要艰险困难得多。

只有遭遇战乱,这两条道路阻塞不通,上津道才能得到发挥其重要作用的机会。一旦中原战乱平息,前述两条主要驿道交通恢复,江南和岭南地区物资就不会继续由上津道转运,官吏、使者、客商也不必再往来于这条相对偏僻、艰险的道路上,上津道就迅速失去其国家驿道的地位,而不再被重视。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古书中留下来的关于上津道的历史资料极少,人们对上津道具体情况也了解不多。上世纪60年代,钱穆先生最欣赏的弟子、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广搜博采,撰写了《唐上津道考》,才使人们对上津道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上津古镇一角。

开凿于唐代至德二年九月

汉江水运的发展,历史悠久。据《战国策·燕策》记载,苏秦的弟弟苏代在和燕王议论燕秦关系时,曾说:“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五渚大概在汉江中游的襄阳上下。这就说明,远在战国时期,汉江上游就已通行水运了。

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李希烈叛唐以及藩镇割据,导致原来的主驿道被反叛势力所阻断,朝廷不得不另寻新的通道以保证南方物资运往长安。“唐世上津道开通之始”被定于唐肃宗至德元载(即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主要根据是《资治通鉴》如下记载:“至德元载,安禄山得长安之初,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至襄阳取道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历史学家李之勤认为,作为都城长安与江南、岭南地区物资转运的重要通道和政府驿道,上津道当然是以都城长安在唐王朝的控制之下为前提。而唐玄宗天宝十五载五月,直到唐肃宗至德二载九月,长安都在安禄山叛军控制之下。

因此,上津道这条以上津县为水陆联运交接点的运输线,开凿时间应在至德二年九月(唐朝政府收复首都长安)之后。

因两次叛乱上津道受重用

因为上津靠近唐都长安,接近当时的政治中心,故唐代上津道的兴衰与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紧密相连。唐朝时,因安史之乱、李希烈叛乱,上津道两次担负起转运重任,显示出极高的战略价值。

上津在交通方面的重要性,则表现为从水路向西南可通安康、汉中,向东南可通襄阳、武汉。向北则陆路通商州,由商州则可向西北沿蓝田武关大道通长安,向东北可通陕州、洛阳。《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郧阳府条,对上津的交通地位有着精辟的概述:“而上津者,密迩武关,蔽翼汉中,亦东南之咽喉也……盖南北多故,纵江、汉而达梁、洋,必取道上津也。”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重创,朝廷组织平叛、赈济难民等都需要大量的钱粮物资,要打赢叛军就有赖于南方地区贡赋的支援。江南、江淮等地物资通过汉水聚积于襄阳后,由于两条主要驿道不通畅,运送物资到长安的上津道就关系着大唐的国运。

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历史情景:当时,汉水和金钱河里千帆竞渡,异常繁忙,上津县城外的码头上搬运工忙着从船上卸货和装车起运,从上津至商州的山路上,马匹和挑夫络绎不绝,上津县城里各种店铺和客栈都生意兴隆。因为处于帝都长安南下的交通线上,历史机缘巧合,使上津这个深山里的小县城一时兴盛起来。

建中三年(782年),李希烈叛唐,东方的驿路再次受阻,上津路的机遇再次降临。朝廷派人修上津道,并沿途设置馆驿,负责南北物资转运。沉寂一时的上津于是再度繁荣,往日繁华得以重现。

上津曾为宋金交锋主战场

北宋时期,上津路虽然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但是对局部区域内的交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在南宋与金的对峙阶段以及南宋末年与蒙古的斗争中再次凸显。

北宋末年,女真人崛起,于1115年建立政权,国号为金,北方广大地区陷入金国的控制。北宋灭亡后,南渡皇室建都临安(今杭州),许多有识之士仍不忘收复故都(汴州,今开封),一批优秀将领坚持抗金,力争收复失地。在宋金交锋、对峙之际,上津成了两国边境上的主战场。

明清两代定都北京,地处秦巴山区三省交界之地、远离政治中心的上津,因山高谷深、道路险阻、人烟稀少,曾为多起农民起义军战斗和聚集之地。上津道由物资转运要道和边境军事要塞,变为流民避难和据此抗争之所。

总的来说,直到清朝时期,上津道仍不失为重要的一条道路。清代学者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说:“郧西甲河,在陕西白河县之上三十里,水注汉江,可通舟楫。溯流过上津至漫川关,时陆二百四十里至商州进西安省城。通计由甲河起至咸宁峪口,水陆八百余里。行旅避秦岭之险,多取道于此,兴安之东道也。”

近代,民间商业兴起,上津成为区域性商业小镇,水路运输一度兴盛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导致上津水运没落,公路成为上津交通的主力。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飞速发展,福银高速公路过境上津,这为上津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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