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夏与十堰二汽

时间:2020-10-28 09:43 来源:十堰日报     进入数字报 我要爆料

■十堰市档案馆(十堰市史志研究中心)仇波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在十堰山沟里建造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简称二汽)。如今,它的脚步不仅跨出十堰,还跨向世界,已名列世界500强前列。

51年前,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肩负国家和民族重任,从汉江上游、偏僻的鄂西北山区小镇十堰艰难起步,一路风雨兼程,紧跟时代步伐,日益发展壮大。二汽是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发展起来的特大型国有汽车企业。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是老一代十堰二汽人最宝贵的精神,它至今激励着十堰东风人拼搏奋进。

回首二汽51年发展史,其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第二任厂长黄正夏,在改革开放前夜,从二汽“开山”鼻祖饶斌手中全面接过二汽,带领全体职工数度闯过难关,将二汽带上事业峰巅。他的作为永载史册,并为二汽老同志们至今称道。黄正夏被二汽员工称为“叱咤风云、解救二汽于危难之中的老厂长”。

黄正夏,1921年5月出生于湖北襄阳。1938年入党,到均县(今丹江口市)草店文化站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及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至1941年,先后任均县区委书记,均州中心县委委员、均县县委书记,鄂西北工委书记。从那时起,他就同十堰联系到了一起。不过,他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又回到十堰,参与创建一座现代化大工厂,并担任负责人。

一、黄正夏成为筹备处领导成员

众所周知,二汽的创建历经艰难曲折。

1952年,中国政府就二汽项目与苏联谈判达成援建协议,结果向党中央汇报后,毛主席很重视。1953年3月,一汽开工前汇报方案时,毛主席作出“中国那么大,一个汽车厂不行,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指示。

1953年3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很快一机部就派人到武汉,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选二汽厂址。中共中央决定二汽由湖北省负责包建。经李先念提议,湖北省委决定,调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负责二汽建设筹备工作。

时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的黄正夏回忆道:“1954年元月,我到省里开会,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他问我今年多大了,我回答:‘33岁。’先念同志笑着说:‘你还蛮年轻嘛,这么年轻就当了市委书记,又有文化,现在中央要湖北省包干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这可是国家的大项目,要配一批干部,你去搞汽车怎么样?’能赶上这个机会参加新中国的大工业建设,当然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先念同志见我很愿意去,就说:‘好,省委决定你去帮助西尧同志工作。你在基层当过领导,经受过考验,有工作经验,工作又积极,你去建设汽车产业,我相信会搞出些名堂来的。’”

1954年4月,在刘西尧主持下,二汽筹备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选调了5名地市委书记、8名地市委宣传部长、38名县委书记、7名省直厅局长,担任筹备处领导小组成员。刘西尧任主任,黄正夏等任副主任。厅局长、宣传部长大多为处长,县处级干部大多为科长。1954年4月10日,二汽筹备处正式开始办公,全面开展各项筹备工作。从那之后,黄正夏就与二汽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二汽筹备处设在武汉汉口租来的一家名叫“尚洁池”的澡堂里。群众给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起了一个别名,叫“三馆干部”,即吃饭下餐馆,住宿到旅馆,喝水进茶馆。

为培养汽车专业技术干部,1954年8月,黄正夏等人被送到大学学习。

第一次选址,二汽筹备处辗转看中了武汉青山区后,各项准备工作陆续展开。苏联援建的华中钢铁公司(即后来的武汉钢铁公司)也看中这里。1954年5月19日,李先念作出决断,二汽不得已将青山厂址转让给了华钢。

根据湖北省委意见,二汽又另选定武昌东湖与沙湖之间的水果湖东北岸的答王庙地带作为厂址,就在今武汉重型机床厂东侧。正在各项准备工作向前推进的时候,苏联专家说:“你们将这么多新建的工厂都集中在武汉,将来万一发生战争,一颗炸弹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根据这一意见,筹备处将选址重心转移到四川,察看了12个市县后,定址成都东郊。

因国家建设投资过大、石油紧缺,加之中央开展“反冒进”。1956年8月,已内定二汽下马,主要负责人均另行安排工作。

1957年3月27日,汽车局召开厂长会议,正式宣布国家建委、一机部决定,二汽筹建工作下马。

二、主动请缨从北京返回二汽工作

1958年,中央再次开始筹建二汽。1960年,筹建工作又被迫停下。黄正夏没参与第二次筹建二汽。

1964年6月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研究国民经济“三五计划”时,毛主席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年底,中央即开始第三次筹建二汽。1968年11月19日,周总理指示:“二汽厂址可以确定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进行建设。”1969年初,在十堰召开了二汽建设现场会议,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总指挥部。1969年下半年,十万建设大军陆续进入十堰基地。1969年9月28日,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规模施工建设正式开始。

1956年,“二汽”第一次下马后,黄正夏被安排到了国家机关工作。得知二汽重新上马并开始全面建设的消息,黄正夏的心为之一动。他很想重新回到二汽“做点儿实事”。1973年,黄正夏直接给老上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写了封信。黄正夏回忆道:“十来天后,科学院通知我,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去后就被告知,我的报告已被批准。李先念的批示是:‘黄正夏这位同志很奇怪,人家都想上来,到北京,这位同志偏要下去,此同志一贯工作很积极,同意。’”

1973年12月22日,湖北省委任命黄正夏为中共二汽党委书记(当时设第一、第二书记和书记)、二汽革委会副主任。这时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实行政企合一,十堰市与二汽叫十堰二汽,厂领导也是市领导。1974年元月17日,黄正夏到二汽报到。

黄正夏回忆道:“1977年10月6日,中央调饶斌同志任机械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没多久,又任命他为部长。任命虽下了,但他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十堰着手筹备中国的重型汽车厂建设。他在离开二汽前,和我谈了一次话:中央可能要调他到机械部。他走之后,要我负责二汽的党政全面工作,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抓行政和生产上。1978年元月开始,我开始全面负责二汽的工作。”

三、迎接李先念视察二汽

黄正夏全面负责二汽工作没几天,1978年元月10日,李先念就来到二汽视察。视察接待工作仍然由饶斌负责,但黄正夏全程陪同。李先念一直高度关注支持二汽建设。李先念对厂区建设表示满意,他说,原来最担心的是二汽在大山沟分散建厂不能生产。现在看来,还不错嘛,能够集中生产。

黄正夏回忆道:“当时,饶斌汇报二汽的建设尚未完工,还有很多配套设施、新的铸造厂建设,急需引进关键设备……全部项目还需要5300万美元。先念同志对我们的计划当即表示同意。”

李先念指示“要打开国门走出去”,既要学习国际先进技术经验,又要自主创新,建设国际一流企业。这次视察为二汽在大型企业中率先迈开改革开放步伐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四、扭亏为盈

黄正夏开始全面负责二汽时,面临的情况较为严峻:虽然初步建成投产了,但是二汽依然连年亏损。二汽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军用越野车。二汽的建设纲领是年产10万辆,其中军用车就占4.5万辆,2.5吨的越野车(“25Y”)(EQ240两吨半军用越野车)2.5万辆,3.5吨的越野车 2万辆;其余是 5.5吨的民用车(EQ140)。建成并投产的生产能力全是军用2.5吨的越野车。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2.5吨越野车订货量每年不足1000辆,导致军车大量的产能严重闲置,而5吨民用车生产能力还没有建成。另外,由于军车成本很高,按当时的价格,一辆2.5吨的越野车达一二十万,是不赚钱的。

当时,二汽还没向国家交过一分钱利润,还在吃着国家的“基建饭”,每年都需要向国家申请“计划亏损”补贴。

1978年,国家核定二汽“计划亏损”3200万元,成为“湖北省和一机部系统最大的亏损户”。

如何闯过难关,实现扭亏为盈?只有一条路,“军转民”,5吨民用载重车是二汽走出亏损困境的希望。黄正夏带领二汽人集中力量,开发5吨民用载重车,批量投产,争取收支平衡,甩掉亏损帽子,不再吃“基建饭”,并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当时有两个有利的条件,一是市场需求很大,在EQ240的基础上研发民用产品5吨民用载重卡车EQ140,1977年就已基本研制成功;二是一直关心并参与二汽建设的全国顶级汽车专家孟少农,刚好于1977年12月调到二汽任副厂长、总工程师(后来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孟少农带着技术队伍对产品进行摸底。2.5吨越野车与5吨民用载重车的发动机等很多部件可以通用。从1969年到1977年底,他们做过5轮强化道路试验,试验一次整改一次。5轮做下来,还剩64项小质量问题。如果还做第6次试验,进行台架及2.5万公里的道路试验,至少会耽误半年时间。为此,黄正夏亲自组织人员做广泛调查。所有工程技术员都认为存在的都是“小毛病”,完全能够解决。

黄正夏决定开始带领二汽走向 “军品转民品”的道路,全力建成5吨民用载重车。

1978年1月,黄正夏领导二汽提出“背水一战”,边改进、边进行生产准备。

1978年3月中旬,十堰二汽党委作出“力争在本年内结束吃基建饭,扭亏为盈”的决策,提出“保质量、上能力、争超产、扭亏损”的口号,并及时开展了“大打提高产品质量的翻身仗、大打建设5吨民用载重车生产能力的翻身仗、大打全年生产5000辆五吨车的翻身仗、大打甩掉亏损帽子的翻身仗”活动。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超产得请示一机部。结果一机部不同意,说:“你们今年才投产,能生产2000辆就不错了。”

黄正夏回忆道:“1978年3月25日,省里开工业学大庆活动,我和王兆国参加。在前两天的会议中我都没发言。在会议结束前一天,时任省长韩宁夫给我写了个条子:‘黄正夏同志,你们一定要发言,哪怕只说一句话,保证今年亏损不超过3200万元就行。’于是,我就站起来说:‘首先,我们绝对不超过3200万元的计划亏损;第二,我们争取超产2000辆5吨民用载重车,亏损不超过2000万元;第三,我们想争取超产3000辆5吨民用载重车,力争今年扭亏为盈。’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扭亏增盈”的口号,原来是不想对外公开的,现在不仅公开了,而且等于向省领导立了军令状,黄正夏感到压力更大了,没有退路了!

根据试验中暴露的问题,他们制订了64项质量攻关计划,孟少农挂帅,进行质量大会战,进展很顺利。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苦战,终于攻克了EQ140、EQ240两种车型中86项重大难关。

1978年7月15日,5吨民用载重车建成部分生产能力,全厂上下十分振奋。对于中国的汽车工业来说,这是首次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设计开发出系列车型。

在黄正夏的艰辛努力下,结果是超预期的。尽管计划部门没有批准二汽的扩产需求,1978年,二汽却生产5120辆民用载重车,比国家计划2000辆,超产3120辆,不仅实现了扭转亏损,还有史以来第一次不要国家补贴,反倒上缴131万元利润,全面实现扭亏为盈。至此,二汽开始大批量生产,从1979年到1985年,每年均以1万辆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

1978年8月15日,为摸清超产3000辆能否扭亏为盈,黄正夏找总会计师邹显信了解情况。邹显信汇报说,完成5000辆,单车成本可从2.7万元下降到2.3万元,不但能全部扭转3200万元的计划亏损,而且可净盈利1500万元。形势实在喜人。于是,黄正夏立即作出新部署:“今年不仅要扭亏‘还新账’,还要增盈‘补欠账’。”

黄正夏回忆道:“实际上,我有点私心:超额完成的还有1500万元没有上缴。当时二汽有职工几万人,加上家属十几万人,宿舍人均只有3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宿舍只能放一张单人床。我拿出这笔钱来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工人盖了30多万平方米的宿舍,让工人宿舍从人均3平方米增加到人均6平方米;二是修建厂区道路100多公里,城市公路(十堰到房县段)100多公里。这下,大家的积极性更高了。”

1978年12月9日,二汽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汽车2000辆集结待命。全厂进入备战状态,部队12月18日来接车,12月26日,1000辆5吨车再加上以前销售给部队的1000辆2.5吨越野车全部发送完毕。二汽维修保养人员也跟车随行。后来才知道,这些东风车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东风越野车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显示了优良的质量。有辆车从山上摔下来,驾驶室都摔变了形,照样开着跑,因此部队都争着要这种车。其优越的性能给战士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凡是用东风车的连队,都立了功,都是三等功以上。东风越野车被广大解放军指战员赞誉为 “英雄车”“功臣车”“王牌车”。东风车从此树起了口碑。二汽新生产的东风EQ140、EQ240车以马力大、速度快、耗油低、轻便灵活、视线开阔等先进性能很快闻名全国。

五、解放思想,较早在十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年,黄正夏较早组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1978年6月20日,二汽党委常委召开会议,结合《光明日报》文章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会上,黄正夏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关系到思想解放,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到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大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1978年7月23日,黄正夏在十堰市、二汽处级干部大会上发言,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于敢不敢探讨和打破若干“禁区”的问题;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实际上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说的。讲话在内部引起了震动。

1978年7月29日,十堰二汽党委就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真理标准问题等在干部群众中展开热烈讨论。十堰二汽党委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的意见。

六、“自筹续建”,渡过“停建、缓建”生死关,开创大型企业改革的先河

1979年,二汽刚刚有点儿起色,黄正夏即听说二汽要面临第三次“停建、缓建”。

1979年上半年,国家调整收缩经济,严格控制压缩对在建大型国营企业的投资,财政极度困难。二汽面临国家无力拨款的“断炊”困境。到1979年,国家已先后投入二汽16.7亿元,而建成10万辆产能需要25亿元,还差8.3亿元。

“二汽停下来,3万多职工,2万多台设备的出路在哪里?”为渡过“停建、缓建”难关,黄正夏三次向上汇报争取。

黄正夏于1979年7月16日和12月1日连写两份报告,分别提出通过 “以厂建厂,自滚雪球” “利润分成加贷款”的方式来发展二汽。黄正夏在回忆录 《艰难历程》中写道:“第一次是1979年7月16日,二汽提出用‘以厂建厂,自滚雪球’的方式来发展,即赚的钱不上缴,供二汽发展,到1987年企业全面建成后再向国家上缴利润。对这份报告,财政部根本不理会。”

1979年下半年,黄正夏得到确切消息,二汽已被列为调整对象。1979年12月1日,二汽又向上写了第二份报告,希望以“利润分成加贷款”的方式来建设二汽,即国家对二汽的利润对半分成,企业用留下的利润继续建设,不足部分由国家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由企业还本付息。

有了前次教训,这次黄正夏带领二汽工作专班先找国家计委、财政部商量。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吕培俭说:“这个提法我们可以考虑,但先得送李先念副总理审批。”

黄正夏回忆道:“看他们这样说,我觉得二汽有希望了。李先念曾任湖北省委书记,他应该支持二汽的发展。为此,我给李先念写了封信,说明我们的意图。”

黄正夏万万没有想到,大概七八天后,财政部转给一张李先念亲笔写的便条,说:“目前国家财政这么困难,绝不允许你们在下面乱开口子。”这样一来,财政部当然不敢批了。

1980年1月3日,得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已联合正式印发“停缓建”企业名单的通知,二汽作为“缓建”项目被列入,将停发一切基建投资及设备材料购置费用。

黄正夏接受前两次教训,深思熟虑后,提出新方案:把国家留在二汽拿不走、不上缴国家的钱捆绑起来,解决资金问题,将折旧费、利润留利等不上缴国家的钱捆绑起来用。从国家留给企业的利润、折旧、大修等资金中,分别抽出40%-60%,6年可以自筹3.3亿元,作为1980-1987年六年的分期续建和更新资金。接着,召集党政一班人开会讨论。期间,支持这个方案的总会计师邹显信向主管基建财务的副厂长上报时却遭到批评。

1980年初,黄正夏再次向国家主管部门创造性地提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方案,以二汽和湖北省委名义联合上报国家一机部、计委等有关部门和国务院:“只要政策,不要国家继续投资和补贴”。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对半分成,企业留下的利润继续建设,不足部分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黄正夏试图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水泥,买水泥的钱不能用来打酱油”的限制。

黄正夏灵活的头脑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作用。1980年1月6日,黄正夏带人奔赴北京,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游说”工作。合理的方案和他的诚心打动了有关部委领导,领导纷纷表示同意。

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方案得到国务院批准。1980年3月22日,国务院国发(1980)68号 “关于批准二汽续建”文件正式下发。4个月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视察二汽时,充分肯定了这一决策:“我看过国务院批准二汽续建的文件,这是国家计划和财政管理体制上的革新,是一个创举。”

1980年到1985年6年间,二汽自筹3.3亿元资金的执行结果是喜人的,六年共自筹资金4.5亿元,其中属于增加国家固定资产的达3.9亿元,用于生活集体福利、奖金约5000万元。二汽实现10万辆的生产目标,比计划的1987年提前两年。生产汽车35万辆,上缴利润8.4亿元,上缴税收4.2亿元。新建宿舍面积60万平方米,建成一个10万千瓦自备发电厂,在襄阳还建成一个汽车道路试验场。1985年,二汽不论是汽车产销量,还是上缴国家利润和税收,均占全国汽车企业60%以上,创造了辉煌。二汽人都说,是黄正夏的智慧、胆略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使二汽又一次起死回生,为二汽赢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机遇。

黄正夏带领二汽渡过“停缓建”难关,走自筹资金发展的道路,开创了国家特大型企业改革发展的先河。从此,二汽走上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主建设的道路。

七、邓小平到二汽视察

时任二汽厂长黄正夏回忆: “1980年7月22日,小平同志来二汽视察。看完二汽后就要直接到河南,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段君毅赶到十堰来接小平同志。段君毅同志见到小平同志,第一句话就说: ‘小平同志,二汽的厂址路线还是你定的。’小平同志仰起头想了想说:‘啊,有这回事。你们提了以后,我就说,应该这样定。但二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抓的事情,我要报告毛主席、周总理,如果3天不答复你,就算定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建议将二汽摆在襄渝线上,周总理说,好。但是我要请示毛主席,如果3天没有给你答复,这件事就定了。’所以说,二汽的厂址是小平同志亲自定的,而且经过周总理,又请示了毛主席。于是,二汽选址地点由湖南转到湖北郧阳,这才有了后来的二汽定址十堰。”

邓小平随后视察了几个专业厂。

当黄正夏汇报国外开始采用组合机床和数控机床时,邓小平说:“一定要加强新产品开发,要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没有自己的新产品,是站不住脚的。国外很多设备、生产线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你们要注意这个新动向。”黄正夏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专门组团到美国考察了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在生产线上的应用,引进和建立了总厂计算中心和各分厂的终端机,提高了自动化、智能化集成能力。

邓小平就二汽军品与民品的关系、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等问题作了指示。这时,困扰、影响二汽放手建设和发展的,是到底以军用产品为主,还是以民用产品为主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你们注意搞军用产品当然好,但是从长远从根本上说,是搞民用产品。为二汽的长期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

邓小平说:“要多出去考察,寻找我们的差距,才能锻炼和培养自己的人才,才能较快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黄正夏先后组团到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考察,既考察生产管理,也学习产品开发、企业经营管理。学习了国际上成本核算、技术开发、质量管理、销售服务、资本经营等一系列经验。

邓小平特别关心培养和提拔、使用青年干部。当时,黄正夏安排王兆国一起做接待工作,也有让青年干部学习中央领导人工作方法和作风的意图。

黄正夏回忆道: “小平同志看到王兆国这么年轻就担任了企业领导人,就把兆国同志叫到身边坐下,并向兆国同志询问了一些情况。我介绍说,这是二汽总厂的一位副厂长,今年38岁。小平同志听了感到很兴奋,一直端详着兆国同志。我说,这个同志一直表现得很好,可不是 ‘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大学毕业分配来厂后,从分厂的技术员、分厂书记,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们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很好,我们老同志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青年干部,你们这么大的厂子,能提拔30多岁的优秀青年干部当厂长,可见我们党有的是人才,只看你能不能发现,让不让他们进行各种锻炼考验,敢不敢放手让他们挑担子。后来,小平同志多次以二汽为例讲选拔年轻干部问题。”

1982年,王兆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

八、实行“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

推行“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以全面技术进步为核心、以全面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

二汽率先实行“双全面”“三全面”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率先推行“厂长负责制”,率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三层次企业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了工厂型向公司型的转变,孕育出勃勃生机。

二汽全厂推行“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以全面技术进步为核心、以全面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也叫质量效益型或者质量基数效益性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使全员都参与到企业管理和承包规划之中。

“三全面”经营承包责任制分层,就是总厂算一层,专业厂算一层,分成两个层次。放手发动分厂的积极性。

“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是二汽结合自己的实际学首钢的经验。当时国内大部分工厂仍在实行生产力低下、员工消极怠工的 “大锅饭”制度,黄正夏的思想的确非常超前。

从1978年底起,配合企业的各项整顿工作,二汽全力学习和推广了“全面质量管理”工作。

1983年初,国家批准二汽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在学习大庆、学习首钢贯彻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贯彻“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全面技术经济效益承包责任制”。1984年初,进一步突出了技术进步,包括产品开发、目标成本、投入产出、技术改造、节约原材料等一切生产力要素改进、一切增加企业发展后劲的措施,进一步开展了 “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全面技术进步为核心、全面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的试验。

承包制实行的“包死基数,超包全留,确保上缴,亏欠自补”方针,极大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当时,二汽实行了各专业厂承包经营责任制,进行了“千斤重担层层挑,人人头上有指标”的“全员承包”试验,直接以“包质量、包技术进步、包效益”三大责任承包为主打方针,兼顾生产、经营开发、技术改造、职工福利,执行7:2:1比例合理分配,更大限度地调动了专业厂的积极性。1984年,有专业分厂提出,在保证上缴总厂利润年递增15%的前提下,分厂全包自己的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一度出现了资金越用越活,后备资金越来越雄厚的局面。

试水过后,1985年,厂长负责制在二汽全厂普遍推行。

1984年1月,黄正夏在总结二汽1983年执行“双全面”经济承包责任制及1984年进一步推行“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今后的设想——“探索提高企业素质迎接新的挑战的途径”。

实行“三全面”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当时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改革创举。而这一改革创举,正如黄正夏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地实现了二汽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开发型转变,由保守、维持型向科技开发型转变,由简单再生产向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由 “大而全”的单一品种生产向系列化、专业化、协作化的多品种生产转变,由自上而下的单层次促进向统筹部署、分层次、上下结合发展转变,由单个企业及国内市场向联营企业、合资经营及国际市场转变。这六个方面的转变,使二汽在逐步探索企业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企业素质有了质的飞跃。

二汽一步步从“单纯生产型”转为“商品生产型”企业,又从“商品生产型”转为“经营开发型”企业。

九、离开二汽

1986年5月,65岁的黄正夏离开二汽。黄正夏被选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干了两届。

一汽原厂长耿昭杰后来告诉他:“听说你离开二汽,我们都非常高兴。不知道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鬼点子,我们一汽怎么跟也跟不上。”

这绝对不是耿昭杰一时兴起的吹捧之词。两家兄弟般的企业在市场上竞争,黄正夏带领的二汽始终棋先一着,先发制人。无疑,这赢得了竞争对手耿昭杰对他的尊重。

十、发挥余热推进发展电动汽车

1993年退休后,黄正夏依然在为汽车事业发挥余热。

黄正夏从1992年起就呼吁:“电动汽车是当前国际汽车发展的新动向,应当是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要考虑的重要方向。”

黄正夏回忆:“在湖北省人大,我看到汽车的发展方向是电动汽车。2000年12月1日,我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封信,提出把电动汽车作为发展和改造传统汽车的切入点,希望国家能够推进电动汽车的发展。6天后,总理批示。国家科技部对朱总理的批示非常重视,十五高科技计划将电动汽车列入12个重大专项之一,并首批启动5个整车项目……”

2009年9月10日,黄正夏在武汉去世。他在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建设40周年庆典前18天匆匆地走了,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和遗憾……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他深爱并为之奋斗的荆楚大地——长江和武当山。

(编辑:方元 新闻报料:8110110     在线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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