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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道路

时间:2020-08-13 17:09    来源:党建网  字体:  打印  播报

    刘燕舞  

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之所以成功的政治保障,实化的集体地权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之所以成功的经济保障。党支部领办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环节,既可以让合作社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又可以为合作社应对各种风险提供坚实支持。党的领导和集体地权实化以及合作社与市场的具体对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征。

一、实化的集体地权结构与合作社的经济基础

一般来说,我们常见的合作社用地逻辑是,将农地流转集中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流转给大户或公司经营,农民从大户或公司经营中获得土地租金收益或相当于土地租金收益的剩余分配。从地权结构看,土地是一步步从农户到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剥离出来的,为了让大户或公司能“放心”经营,就有必要保持地权的稳定。附着于土地上的“剩余”是随着地权的转移而转移的,当地权结构分离后,离村集体越远,村集体自然就越无法获得土地上的剩余,集体经济也就更加无从谈起。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置,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置,再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本质上都是设计让土地离集体远点,再到离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远点,离大户和农业公司近一点。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的探索思路刚好与上述一般情况或当下通常情况是相反的。其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如何让土地离集体更近一点,从而在生产资料方面为西沟村的集体化道路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款或政策宣示明确过,农地不能向村集体流转集中。而西沟村正是发挥了该村党政班子和村民的智慧,积极探索了在地权分置的前提下如何让农地向村集体流转集中的模式。村集体本来就拥有农地的所有权,分离出来的使用权或物权化的承包权属于农户所有,而从承包权基础上进一步分离出来的经营权则可以流转到农户以外的主体,这个主体并没有将村集体排斥出来。西沟村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在流转土地集中时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流转集中到“村集体”中来,从而让“集体”在“所有权”和“使用权”或“经营权”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将原本被“虚化”的集体“实化”,这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功奠定了极其坚实的经济基础。

有了历史脉络和当下坐标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具体安排土地的流转集中,从而让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土地可以经营耕种。所有土地在“数字”上都重新“收回”并会“打乱”重分。这一点主要是依据第二轮延包政策而实施的具体方案。“数字”主要是“人”和“地”的匹配而非“地块”的“物理”上的匹配调整。这种做法,其实是尊重了农户对农地“承包权”物权权利,也就是说,“地”在物理空间上与原有的“人”的匹配都没有动,这种实践实质上是“地权”的“数字化”探索。它的好处就是在“数字”上调整了现有人口变动即村庄成员权与利益相匹配的办法,核心逻辑仍然是“利益均衡”的思考。第一步能解决80%农户的土地流转的“忧虑”,但仍有“少数”农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言仍是不愿意的。所以,这就涉及到第二步,在“数字”上“利益”均衡后,“物理”上主要针对的难题就是,如何来解决这些“少数”农户不愿意他们的土地被流转集中的情况。“少数”农户的情况,并非其故意要刁难村里的决策,而是与他们实际的家庭结构和农业经营安排有关。

西沟村的思考是,结合80%的农户的意见和村两委班子对方向的精准把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需要维系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从而不愿意土地被流转集中的情况,村集体不反对,但所选之地村集体有权决定,村集体将那些水源条件不好、道路交通设施不好等各种综合条件都很差的“地”统筹拿出来供那些20%的农户选择;另一种就是,熟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销售等各种现代农业知识体系的农户,可以作为“职业农民”纳入到“合作社”中作为具体的“农业工人”而聘用,从而让他们的“农业知识”资本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得到具体体现。经过这些运作,剩下的那20%的人最终也愿意他们的农地被流转集中到村集体。最后,西沟村几乎将全村500亩土地全部流转集中到了村集体手中。从而,在当下的地权结构的实践中,实现了村集体在土地上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或经营权的统一,而“承包权”仍然被“数字化”地被农户所占有,农户则依据“数字化”的承包权来分享被流转土地所能获得的利益。

二、党支部领办与合作社的组织结构特点

合作社组织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基本上都统属于西沟村集体,属于村集体总体里的一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西沟村,人员的打通使用和工资的打通使用,与生产资料的打通使用和分配的打通使用,全部都是“打通”的,这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质,而其中糅合的个人魅力、传统道德等各方面的约束,恰恰是“中国化”的特点。这些也是合作社可以取得成功的组织结构原因之一。

合作社组织结构的特点之二,就是党的领导作用。村党支部成员几乎是“平移”的方式进入合作社理事会,党支部书记同时是合作社理事会的理事长,这有助于将党支部的决策意图贯彻到合作社中。但是,党的领导作用在合作社中仅仅是统揽一切和协调各方,而非具体参与生产、销售等直接的专业性的农业生产经营环节。

党支部的领导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划方面;二是分配方面;三是中间各环节的协调和监管方面。规划和分配两个环节,实质都是“搭台子”的环节,而中间的生产销售等具体过程环节属于“唱戏”部分,村党支部不具体参与,即“只搭台,不唱戏”,但是“不唱戏”不等于“不看戏”,并非对中间环节完全撒手不管。当中间环节遇到困难时,合作社负责的职业农民可以向村党支部反映并寻求帮助,村党支部则尽力协调。

职业农民的角色非常重要,除了懂技术、会生产、能销售等基本能力外,他们还需要承担很多细碎化和精细化的专业管理工作,这些专业的管理工作恰恰是最有“弹性”的,也是“模糊空间”最大的,而这些往往不可能由村党支部的干部或党员来完成。

三、西沟经验的一般意义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方面,西沟村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走中国特色的集体化道路,“集体”是体现西沟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核心因素。它表现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具体环节的良好配合过程中。

(一)农地集体所有权实化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合作社重在“合作”,而“合作”就是一种“集体”联结的过程,所联结过程的结果的具体状态或组织形态就是“合作社”。一定的组织形态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就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产生种种张力。就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农地及其制度配置,就是合作社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既然合作社是“集体”联结的过程,那么,其建设就必须有相应的体现“集体”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在农村,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这个“集体”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农地的集体所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要能正常经营运转,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就必须实化,即村集体这一大集体或合作社这一小集体(如果是以全村和全体村民为单位,大小集体就是合一的)要能够对农地具有实质性的支配权、处置权、使用权或经营权。

在这一点上,西沟经验的一般意义就在于,村民仍然保留了农地的承包权,且村民依据承包权参与了村集体剩余的分配,本质上对村民并没有什么影响,但集体却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从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二)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村党支部的领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农村的最根本特征的具体体现。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不是空泛的说辞,要取得指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效,它必须要落地并需要有具体抓手。因此,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本就应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领办,是指党支部领导合作社办,不是党支部亲自操办。这就好比一艘航船,领导的呈现方式是定盘子(掌舵)和定航向(校准方向),而不是划桨(亲自操办)。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领导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方面。规划使得合作社的经营带有一定的计划性,从源头上集思广益,而非完全放任市场自发或无序经营。同时,规划的前提是在职业农民的具体谋划下所制定的方案,这些方案本身不仅没有排斥市场,恰恰又是与市场相衔接的。有了职业农民对接市场环节,村党支部在规划环节中就只需要核准大致方向而无需干预到微观具体环节。同样,在分配方面,村党支部的领导主要体现了村集体对集体剩余分配和调节的作用。其最高原则是确保所有剩余的分配不溢出村庄,而留在村集体内部。特别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所积累的剩余也只是村集体所有剩余的构成部分之一,而并非全部,它与集体剩余其他构成部分可以在“集体”的名义下根据村党支部领导的原则,来安排“打通”使用。这种机制的好处是,不仅充分增加了合作社运营时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合作社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简言之,合作社所面对的市场风险也不仅仅是合作社自己所要面对的风险,同时也是村集体需要面对的风险,村集体在党的领导下,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以集中力量在分配剩余的同时分配风险,从而能更好地应对风险。

当然,重点抓好规划和分配后,村党支部在不介入具体生产、销售、田间管理环节的前提下,并不是对生产、销售、田间管理环节完全“睁眼瞎”即彻底放任。事实上,仅靠职业农民,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解决农业生产、销售和田间管理中95%的事情,且只有他们的专业水平能管理好和经营好这95%。问题在于,合作社总会在一定的时候遇到5%的事情是依靠他们的力量解决不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脱离农村具体的社会结构,而村庄虽小,亦有如治国,同样五脏俱全,涉及到东南西北中的方方面面,能够协调各方、管好一切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成功建设的最重要的上层建筑。

(三)合作社的功能定位是服务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现代化

1.推动农业现代化

首先要解决的是地有人种且耕作方便的问题。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农民,绝大部分更愿意留在城市。即使在城市无法安居,但只要能够暂时乐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返乡。这一客观情况导致的后果是,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老龄化,加上土地细碎化带来的耕作不便,使得老龄人口种地更加艰难,从而造成新的抛荒情况。从西沟村的经验来看,其一般意义在于,关键一点是可以依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来解决谁来种地以及耕作方便的问题,而这正是农业现代化的人力基础。

其次是对接现代农业科技和现代农产品市场。农业要现代化,其关键标志就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和农产品市场现代化。单家独户的农民无法成规模地对接现代农业科技,也无法有效接受各种农业科技培训。同样,单一农户也无法有效对接现代市场。特别是互联网+等农村新业态出现后,涉及网络技术、市场信息捕捉、移动支付、农业金融等系列新技术的运用,单一农户尤其是知识体系相对陈旧的老龄农民是无法应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聘请和培训现代职业农民,可以更好地完成这些方面的工作。

其三是对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对现代农业的扶持。进入新时代,国家扶持农业不可能继续沿用原来“撒胡椒面”的方式,将财政资源普惠性地稀释到千万个单个农户家庭,没有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支农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成为国家扶持现代农业的对接组织,且通过合作社这一杠杆,可以激活农村集体,让农村集体经济真正发展起来,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集体经济基础。

2.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标志,关键还是在于农民是否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问题,这是农村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就农民而言,首要一点就是如何将他们纳入现代职业体系。农村和城市只是物理上的空间分布不同,而不再是制度或文化上的鸿沟差异,而农民和市民也只是职业上的不同,都属于现代职业体系中的一种“职业身份”,而非原来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制度身份”和“文化身份”。

将农民纳入现代职业体系,农民成为职业农民,其含义是指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口,既可以从事现代农业,也可以进入城市从事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他们不仅可以在原籍地从事现代农业的职业化工作,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从事现代农业的职业化工作,即一些学者所说的“农民农”。一切在户籍原籍地从事农业的“传统农民”、在户籍以外地方从事农业的“农民农”以及在户籍原籍和外籍地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的“农民工”都统属于现代化意义上的“职业农民”。

农民专业合作社某种程度上就充当了孕育“现代农民”或“职业农民”的孵化器作用。合作社一方面是将职业农民直接纳入了现代职业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将既没进城务工,又没在村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因为各方面原因留村的人口,组织起来重新集体化。前者相当于再造“农民”,后者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分配合作社剩余和风险的过程重新组织农民、激发农民活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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