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文化源流考

时间:2017-03-01 08:31 来源:十堰日报     进入数字报 我要爆料

华赋桂

堵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唯一的一部史诗《黑暗传》以及众多史料中记载的 “中国三大创世神话”的诞生地。

堵河文化流经了5个时期,神话传说中的创世时期、南蛮领袖时期、辉煌后的沉潜时期、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提升时期。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具有特别的包容性与同化力。

神话传说中的创世时期

(人类历史上限——炎黄时代)

据 《山海经》、 《华阳国志》、 《录异记》、 《神仙全传》及 《康熙字典》等典籍记载,伏羲女娲在九州中心的堵河岸边抟五色灵土以造人类、炼五彩石以补苍天、悟五行以创八卦,并引导人类修身养性、建设家园。而伏羲女娲抟土造人就在竹山县境内 (古称上庸),炼石补天也在竹山县境内 (今宝丰镇女娲山),悟画阴阳八卦太极图、传授性命双修大法还是在竹山县境内 (今官渡镇伏羲传经洞)。

据文物发掘和历史文献记载,早在神农炎帝时代,堵河流域就已进入农耕文明和医药文明时代;在夏尧时代,围棋就已被发明并在堵河流域传播推广;在商代,堵河岸边的人民就以善铸青铜大钟而著称于世,故又称 “镛人”。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各国的探险家纷纷来到堵河沿岸的野莽丛林中追寻“野人”足迹,给堵河文化蒙上了一层更为神奇的光辉。堵河以具备的确凿证据被人们称为 “古猿人的走廊”、 “野人的家园”、“古生物化石的博物馆”、 “中药材之乡”。

那么,有人也许会问,在人类文明的亚洲起源学说中,为什么坚持 “河洛中心说”呢?与之相比,“汉水中心说”似乎有理,但“堵河中心说”则是闻所未闻。对此,相关专家作出的回答是,其一,“堵河中心说”是“汉水中心说”的拓进与具体化,使文明起源地的指向由线到点,表述更为精确;其二,“堵河中心说”与“河洛中心说”并不矛盾。神农炎帝以前的远古初期,堵河是人类及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随着黄帝轩辕部落在秦岭以北的崛起,黄帝代表的河洛 “史官文化”在战胜了蚩尤、炎帝部族的“巫官文化”后成为神州大地的主流文化。与此同时,文化的中心由神州大地中心点向北移动定位于黄河与洛河流域的黄土地上。沿着堵河轴心历史阶段性运动的多中心开始旋转,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都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领先于其它地域文化,并给予中华文化大系以深远的影响。

文化中心的时针不断旋转,堵河地域文化自黄帝时代之后进入沉寂时期,其原因有三:一是堵河流域地势狭窄、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潜力较小,社会综合实力滞后,因此无法养育出温柔敦厚、大气磅薄的先进地域文化;二是中原文化、商文化及西楚文化不断冲击堵河古巫文化,使堵河古巫文化隐退到民间文化的深层,无力创新发展;三是历代大移民使堵河古巫文化背井离乡向鄂西南、湘西、云贵一带退缩,随着移民的迁出,地域传统文化更趋凋零。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偏僻,堵河古巫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历史发展中自我整合、自我吸储、自我完善,形成了独具风格的 “隐态文化”,完美地保留了远古文化的活标本。

尽管关于人类起源的中心地点存在诸多争议,但堵河作为九州方圆的地理中轴点,以及 “郧县人”等考古发现,都充分支撑着 “堵河中心说”。

史记中南蛮领袖时期

(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自称为 “庸人”,其地方称为 “上庸”。 《地名志》说: “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 《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 《古代民族迁徙者》记述,堵河流域的上庸,是尧之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并与尧战于丹水之浦。 “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而被称为 “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 “墉人”,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3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有关史料中记载的最早饮茶的先民, “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水平, “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国为侯国,定都于现竹山县城东南的方城山。据 《括地志》记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记载: “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记载: “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古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而被封子国。灭商之后,庸国疆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重庆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秭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国之辖属。庸国国都仍在竹山方城山。至春秋时代,庸国于东威慑楚国的崛起,于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韬光养晦 “三年不鸣不飞”。庸国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三国联军大举破庸。由此,楚国实现了 “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灭亡时说: “楚庄王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国先进文化而使国力大增。

庸国虽然灭亡,但堵河地域文化却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并绵延至今。

辉煌后的沉潜时期

(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楚争雄的此消彼长,上庸归属不定,朝秦而暮楚。秦汉时期,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

三国时期,为上庸郡。甘露四年 (259年)为新城郡,下领堵河流域七县。

两晋时期,上庸郡曾为清河康王子铨封地庸王国。上庸郡成为逃避战乱和苛政的最佳避难所,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县渔人闯入桃花源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南朝时期,上庸郡下领九县。

宋天监四年改上庸郡置安城县,立罗州。西魏废帝元年 (552年),罗州治上庸,以扶猛为刺史,统上庸一郡。废帝改新丰为当时的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即今竹山县南部为上庸县,北部为竹山县。

隋开国十八年 (598年),改罗州为房州,下领竹山、上庸。大业三年废州置郡,郡治在今竹山擂鼓与竹溪县河一带,下领光迁 (房县)、永清 (保康)、竹山、上庸四县。

唐朝时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属山南东道房州,州府设在今竹山方城山,贞观十年移治房陵 (今房县)。唐贞观十年是个转折点,竹山 (上庸)作为秦巴山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开宝年间,上庸县归入竹山县,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县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 “竹山县”的历史开始了。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堵河地域文化史随着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变幻而进入辉煌后的沉寂。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娱型民俗文化,它弃绝了一切功利主义,是堵河人内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渲泄。堵河文化扎根于泥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秦巴山间,以致使后人难以借助显态文化表征来给它诠释,只能从口传心授至今的民俗丰富载体中去感悟当年的那份飘逸、自由、坚实、神奇、豪野之气。

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时期

(公元968年—1949年)

堵河流域位于渝陕鄂三省 (市)交界处。在这个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将其作为逃避战争、旱涝、赋税、仇杀的 “避风港”和 “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也同时带来了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文化,为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明朝周洪谟在 《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瘟疫者过半。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就安置7万余户近30万人,自然而然将江汉平原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到堵河流域,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入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繁衍为特殊的部族。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竹山近千年历史中爆发过600余次农民起义。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了“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流域,在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 “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

接受了新文化因子的堵河文化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了武昌起义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了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的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的豪迈奔放屹立在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了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

顺应自然,善于养生;改造世界,敢于创新;追求自由,热爱和平;致力幸福,不断革命。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赋予了堵河人刚柔相济、和合通变的鲜明性格。

堵河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使整合后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实现了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社会主义建设与提升时期

(1949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堵河地域文化漫长的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鲜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化,竹枝词和堵河号子、竹山高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傩戏和巫术被当作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浓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样才能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这个课题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 “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的简单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几句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的生机。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纸艺术进入国际艺坛,展现出堵河地域文化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罗维扬主编的竹山县级文艺刊物 《堵河文艺》进入国际文化交流展厅,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刊物的水准,并以此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者群,乡土文化得以张扬。

20世纪90年代中期,竹山县全面开展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消除精神贫困的 “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农民自觉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规范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十星级” 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当代历史发展对农民的必然要求结合起来,致力于新型农民的全面发展。

竹山县 “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受到中宣部和国家、省市各大新闻媒体的重视和关注。1996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把学习 “竹山经验”作为主题,让 “竹山经验”走向全国,成为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史册上的一个专有名词。1997年春,竹山县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为国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同时成为与江苏张家港、天津和平区、辽宁大连并肩的全国“四大文明创建典范”。

竹山县作为贫困山区特困县而一举成名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独特的丰厚底蕴使然。

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明创建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民众需要精神理念作为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寻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有机结合揭开了堵河地域文化复兴的序幕。

堵河地域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根源的苏醒,是世界文化壮丽的回归。因此,堵河地域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所有成果,并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消融,在壮丽的回归中重建新型范式;堵河地域文化必须借助强大的文化复兴浪潮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启蒙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堵河文化必须抛弃实用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枷锁,再度振起,凤凰涅槃。

(竹山县作协推荐)

(编辑:鲁巍 新闻报料:8110110     在线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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