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垭
■文/阚韶辉
庸国国君曾穿越关垭
清代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卷,对关垭的位置和形势,如此描写:“(湖北省竹溪)县西六十里。两山夹峙,一线中通。陕湖交界,为达陕西平利(县)白土关要路。”如今的关垭,一道水泥新筑的庞大拱形城门,横跨省道之上,横亘鄂陕边界。两边山坡上,连绵的夯筑土墙故垒,才是真正的古代关城,其整体轮廓依然清晰,依稀呈现出一座南北延伸的马鞍形城寨。关城南边的几处颓垣,据说叫山堡寨。关墙向北,连向一座孤傲的山峰,其顶平坦,垒一个石砌大高台,叫擂鼓台。若天清气爽,登台瞭望,视野遥及二十里外。
关垭的位置和山形地势,导致它在多个时代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其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史载,关垭为代表、包括毗邻其南北的连缀为一线的一系列往东延伸、向西连接的关隘,自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南方大国——楚国争霸中原伊始,就归属于横亘中国南北之间一道重要战略防线,史称楚方城,后世谓之楚长城。《水经注·汝水》载:“(春秋)楚盛周衰,(楚庄王)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中原诸侯国),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因此,关垭是见证过无数载入史册的悲壮攻守与穿越的。
最早穿越关垭的风云人物,应该是鄂西北地域历史上第一个正史有据的大英雄——公元前11世纪的庸国国君。《尚书》记载,“武王兴兵讨纣,庸率卢、彭、麇、儵、鱼、夔、施等多国以兵相从。”《春秋》又载:“武王伐纣,庸首会焉。”《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与诸侯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庸首率领八个中国西南地区部落的军队,与周武王的麾下,会战于牧野——今河南南部的淇县西南,结果商纣王的军队阵前倒戈,纣王“自燔于火而死”,商灭而周兴。这就是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
一般认为,庸国都城就在今竹山县的文峰镇皇城山(也有观点倾向于堵河岸边田家坝)。那么,庸国军队是从今日竹山县北上,去往河南南部,途中当穿越今日鄂陕边界关垭,汇集西南的七国盟军,并与从今天陕西东进的周武王的军队会师,然后前锋直指牧野。
遥想三千多年前,车辚辚,马萧萧,“庸首”率庸国大军为先锋前导,其后跟随着七国盟军的浩荡军旅,兴正义之师,穿越关垭,出兵中原,助周灭纣,显现了鄂西北先人“善兵振武”的英勇强悍,而庸国因此获得了国名入周鼎、授土封伯爵的殊荣,此战之后,从部落方国走向强盛,最强大时,领有今天湖北、重庆、陕西毗邻以及湖南北部的广大地区。
关垭见证了庸国的灭亡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500多年后,关垭见证了庸国的灭亡。灭掉庸国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是“庸首”之外,到过关垭最近距离的诸侯国君了。有人认为,距关垭不远的湖北省竹山县今存的一组地名,就是公元前611年那一场庸楚大战的佐证:由南而北,分别有“护驾(楚王亲征地)——擂鼓 (楚军进攻地)——秦古(秦军固守地)——得胜”等地名,连起来正是秦楚军队进攻庸国的路线图,而这组地名,距关垭不超过百里之遥。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已经“三年不鸣”,政事荒废,恰好此时楚国发生大饥荒。庸国认为摆脱楚国控制、称霸中原的时机来临,便号召并率领江汉间的麇、濮等国,联合攻打楚国,进抵大林(今湖北荆门市西北)。
楚国危在旦夕,那个“三年不鸣”的楚庄王,终于一振而起,走出安逸的宫闱,召集将士,发出保家卫国动员令。由是,楚军誓死反击,反败为胜,把庸国军队一路赶回到庸国方城(湖北竹山县东南三十里)。楚庄王亲临前线,商讨进攻方略,以分割庸国领土为条件,派人联络秦国和巴国共同伐庸。于是,秦军出关垭南下,巴国军队东进,与楚军形成对庸国的东西夹击之势,庸国终于败亡。之后,楚、秦、巴分别瓜分了庸国东南、北部、西部(今鄂西北、陕南、渝东)的土地。庸国故地归于楚国,楚于此地设上庸郡,秦楚从此接壤,今日鄂陕边界山峦起伏的关垭一线,成为两国的边界。
咫尺之遥,楚庄王终没能穿越关垭北上西去,这也许正是他的胆识谋略,以及楚国综合国力的局限所致。
楚国在灭庸之后锐意北扩,但以一国之力,毕竟难以长期与中原诸侯抗衡,为“全力争中原”,便采取攻守兼备的战略,以其南方大国的经济和人口资源优势,费数十年之功,建成了抵御北方齐、魏、韩、秦等国的楚长城。故《左传》中说:“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关垭,正是建在秦楚边界通道隘口的一处楚长城的关城和边墙遗址,与它类似的堡寨,在其南北延伸线上,时断时连,顺山脊蜿蜒游走。